宋代:中華帝國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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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中華帝國的轉型

2020年04月15日 22:39:20
來源:歷史研習社

作者 | [德]迪特·庫恩

摘自 | 《哈佛中國史 · 儒家統治的時代:宋的轉型》

【編者按】

本文摘自卜正民主編的”哈佛帝制中國史“書系(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的第四卷,由著名德國漢學家迪特·庫恩(Dieter Kuhn)撰寫的《儒家統治的時代:宋的轉型》。

庫恩延續了內藤湖南以來“唐宋變革觀”的思路,從中古貴族門閥的衰亡和宋代新興士大夫階級的興起立論,闡述了士大夫們信奉的儒家學說如何成為宋代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又如何深刻影響了從官僚選拔、學術思想、對外關系、商業活動直至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他所謂的“轉型”之意,指的正是這一“儒家統治”的形塑過程。

一、中國“文藝復興”曙光

從10世紀唐代后期到宋帝國早期,中國所發生的轉變標志著 中華帝國出現了歷史上最具決定性的斷裂。 北方士族靠著譜牒的政治優勢而形成的 “舊世界” ,在延續了幾百年后最終在880年至960年的混亂和內戰中消失了;隨著士族的衰亡,他們那套治國之道也漸被忘卻和遺落了。

一個新階級—— 士大夫階級 ——出現了。他們受到儒家學說的熏陶并通過了科舉考試,已做好準備,決心承擔起重塑中國傳統的責任。他們在政治、意識形態、哲學、文化、文學、藝術、科技上所取得的成就與那些改變了日常生活的、強大的經濟力量結合在一起,這兩點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并界定宋代是一個轉型朝代。

中國歷史上很少有朝代像宋朝那樣愿意去重塑和改革整個社會。 有些歷史學家甚至把宋代稱作開啟現代性曙光的 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 。從前的朝代的統治依靠世家大族、貴族官僚、儒士和軍人,只有在宋代,思考和寫作、政府和行政行為都降格為一種共有的特性,這是包弼德在把儒家術語“ 斯文” 翻譯為 “我們的這種文化” 時總結出來的。

在宋代,認同自己為漢人后代的人們當中,一種新的自尊和自覺形成了。宋代形成的這套社會制度,成為20世紀中國和西方人所說的 “傳統中國” 的典范。

漢帝國(前206-220)建立在秦朝(前221-前206)的疆土和行政統一的基礎之上,唐帝國(618-907)得益于隋朝(581-618)的統一。但是宋代的統治者面臨著不一樣的、更為困難的形勢。

王朝的建立者 宋太祖 (960-976年在位)沒有為他的帝國找到像隋給唐準備的那樣充分的基礎。他和弟弟 宋太宗 (976-997年在位)還要去征服今四川、中國中部和南部及山西的許多王國,把它們統一為一個國家。

第三任皇帝 宋真 (997-1022年在位)采取鞏固措施,加強中央集權;同時對外運用和平共處的方針,為接下來的幾個世紀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建立了標準。

這三位具有典范作用的皇帝希望長久地維持王朝的統治,他們知道必須建立一個不僅適合自己也適合后代繼任者的統治范例。 通過確定王朝的“內在性”和儒家思想文化價值的中心地位,他們開始了建立政治典范的行動。 他們所設計的新的治國方針體現在那些格言規誡中。

在執行這些新方針時,政府官員起著重要作用。和漢唐的皇帝一樣,這些新任的統治者在進行變革時也求教于儒家學者,但是他們會把這些賢哲的忠告應用到他們的軍事行動和政治統治的實踐中。儒學的再次被應用產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一種新型的精英統治制度出現了。

二、新型的精英統治制度

由于對過去80多年里軍隊所導致的悲慘后果的了解以及自己的軍人出身,宋太祖認識到需要建立一個 強有力的文官政府 。他之后的宋代皇帝特意把文官的地位抬高到武官之上。

為了應付邊境少數民族政權遼、西夏、金的軍事挑戰,宋朝皇帝和這些外族簽訂了 和約 。為了市民社會,宋朝皇帝對經濟、賦稅和財政進行了 改革 。宋代的學者被鼓勵去研究自然,做實驗,在農業、紡織和陶瓷生產、煉鐵、造船、武器制造和其他許多領域內進行發明創造。商人把上述創新運用到市場,使帝國即使最遙遠的角落都 商業化 了。

▲北宋汝窯青瓷無紋水仙盆

在建筑和城市規劃上,兩宋時期更為開放的城市設計導致了 全天候的生活方式 的出現。而這相應地促進了 本地市場和全國商業的發展 。娛樂的新形式也在舞臺上出現了。繪畫藝術里也產生了精致的新技法。哲學家們在整個認識領域,對包括理性等概念方面擴展了他們的知性認識,并拓寬了對意識和人類成就進行的系統化分類。在法律領域,儒家訓言的傳播和應用使得死刑大大減少。在上述幾乎所有領域,宋代都優于中國早期的模范朝代——唐朝。

以儒家經典為考試內容的全國性科舉考試是形成精英文官階層的基礎。 他們的興起使得新秩序得以維持。接受正統教育成為獲取擁有影響力、特權、財富、權力以及名望的職業的關鍵。

新官員是從士大夫型精英、擁有土地的士紳和富有的商人家庭的孩子中選拔出來的。書籍不再是用手抄卷軸的,而是由日漸繁榮的 印刷業 生產印制,并具有封面。這使得那些出身中等家庭的孩子可以接受教育,他們在私塾或官學里接受教育。

趙汝愚1194年擔任主考官的時候宣稱, 一位儒生應該慶幸他生在這樣一個時代。 在這樣一個令人興奮的氛圍中,儒家學說在政治上、道德上和行為上的意識形態化,已經不僅能成功調控社會行為,也能調節上層社會的個人行為。一直到1905年廢除科舉為止,通過科舉考試一直是歷朝歷代無數有雄心壯志的男人的志向。

▲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

盡管科舉是通向獲取社會地位和舒適生活的階梯,但大多數宋朝人并不屬于官僚階層。 宋代是一個多階層的社會 ,社會的最底層是貧窮的、毫無權勢的、每天為生存而奮斗的人們;而社會的最上層的人們享受著無盡的榮華富貴,寬大的房屋里面居住著其家人和奴仆,人數超過百人。

在這兩個階層中間的是低級官吏、商人和自耕農。農民的生活條件比以前的朝代要好,但是大多數人要把他們的精力投入到解決日常生活的問題中去,雖然這些問題看似簡單但是對他們來說很重要: 如何為自己和家庭獲取足夠的食物而免受壓迫、剝削和不幸。

大量接近于社會金字塔底層的、默默無聞的自耕農承擔了稅賦和勞役。他們確保了經濟的繁榮,也保障了其上的富裕階層的生活安寧,并使新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出現成為可能。

這個時期大量的散文和詩歌見證了普通百姓和富貴者的生活和勞作情形。 宋代詩人們同情勞動者,對壓榨百姓的官員的橫征暴斂和驕奢淫逸進行了控訴。 但最終詩人們還是把大多數人的命運視作一種自然狀態。

羅燁(其生平不可考)在其《新編醉翁談錄》中說: “自古以來,分人數等,賢者清而秀,愚者濁而蒙。秀者通三綱而識五常,蒙者造五逆而犯十惡。” 中國歷史上只有少數人逃脫了 “蒙者” 的稱號,宋代的這些人從事著繁重的體力勞動,日曬雨淋,忍受著地主和監工的呵斥和鄙夷,還得承受官吏的腐敗,在債務陷阱中苦苦掙扎。

▲喬仲常《后赤壁賦圖卷》

而當時的知識分子并沒把他們作為審美和哲理思考的優先對象。少數享受特權的儒士和官員熱衷于具有深刻哲理的問答游戲,對那些蒙受巨大苦難的人毫不在意。

洪水、干旱或蝗災導致他們無法繳納官府的稅糧,使得他們債務纏身。那些放棄了土地而以手工藝謀生的人們,他們賴以生活的工錢還得受制于屋食之貴賤,就如 韓愈(768-824)在其《圬者王承福傳》中所說的那樣。

三、軍事勢能的孱弱

如果說宋朝從繁榮的市民社會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利益,那么 它也為其軍費的短缺而付出了代價 。農耕的漢人已經與北方和西部非定居的游牧民族相處了好幾個世紀了,對那些民族的需求以及如何應付他們的侵略、如何與他們戰爭,積累了許多經驗。

雖然和許多朝代一樣,要面對北方游牧民族政權,但是宋朝從一開始就要和這些非漢族政權一起分享唐朝的疆土。唐朝滅亡后,中國的北方和東北地區就被外族統治了40多年。而在其南邊的中原地區和中南部,在五代(907-960)和十國(902-979)時期被分裂為多個國家。

唐朝崩潰后的動蕩時期, 漢地被軍閥分據,各自為王 。這對宋朝來說,就如同面對著一個原本屬于自己現在卻無法贖回的抵押物。

▲北宋疆域圖

這是一份最棘手的遺產,被傳給了中國歷史上延續時間最長的王朝之一——宋朝。 宋朝皇帝和官員們都很擔心難以應付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對其王朝統治和種族優越地位的威脅。

甚至在979年統一之后,宋朝的精英們都沒法把宋帝國和輝煌的漢唐王朝的開疆拓土成就相提并論。這使他們在心理上產生了一個障礙,一直沒法克服。宋朝領土最多時是260萬平方公里,這比唐朝和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960萬平方公里小多了。

在宋朝319年的統治中,之前和其后沒有一個 “中國” 像它這樣, 這個時期的中國被分為不同的國家、民族 (每個國家的人民有各自的種族和文化認同,也有自己的中央集權的官僚制政府) ,它們中也沒有一個國家是一國獨大的。

從所處的地緣政治的優勢地位來說,宋代的歷史可以被當作一個 地方主義 范例來研究。然而宋朝即使在領土已極度縮水的情況下,最終也沒能免于滅亡的命運。

四、宋朝人眼中的異族形象

按宋代許多知識分子的看法,他們邊境上的蠻夷與漢人大不相同。這些蠻夷并不講同樣的語言,也沒有相同的文化價值觀。他們的服飾不一,頭發被剃剪,完全不符合中國人的習慣。

特別重要的是, 他們沒有那種地位等級差別的禮儀 。而這點對漢人來說是很重要的—— 君臣、父子、男女有別 。簡單地說,從漢人的眼光來看,這些蠻夷并不生活在世界文明的中心,而是在其邊緣。當這些外族部落在政治上與宋平起平坐,并在軍事上占優勢時,漢人就會在文化上鄙視他們。

盡管從9世紀早期的韓愈一直到后來的儒學家們留下的文獻中,在今天看來都 有不少排外的傾向 ,但他們的觀點主要是從文化上,而不是從種族上進行論證的。

對儒家來說, 一個人在文化上被同化的程度決定了他是被看作中國人還是蠻夷。 在韓愈之后的大約250年,邵雍這樣來闡述他對自己和自己在世界所處位置的理解: “我幸福,因為我是人,而不是動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國人,而不是蠻族人;我幸福,因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陽。”

▲徽宗趙佶《聽琴圖》

但歷經了100年的時光, 儒家對中國北方異族鄰居的態度已經變得強硬了 。功利主義哲學家陳亮這樣描述中華世界里的蠻夷之地: 正如古代圣人不與蠻族共享中原,“中國不與戎狄共禮文” 。

在宋朝邊境的這些異族中,只有后來最終吞并了宋朝的蒙元王朝給中國的價值和實踐留下了深深的印記。今天,中華民族是由多民族組成的,這些少數民族被視為 “非漢族的中國人” 。這種現象和現代的多種族國家意識來比較,差別是多么大啊。如今的這種觀點其實不符合宋人的看法,也不是他們的非定居鄰居的看法。

1126-1127年,由于異族金人的入侵,宋廷被迫放棄了位于傳統中國的中原地區的京城開封,遷移到陌生的南方地區。他們在南方繼續統治了152年,直至1279年。面對著軍事實力強大的北方對手,北宋和南宋能竭盡所能地延續王朝的統治,這已經很令人驚奇了。

宋帝國在面對進攻時表現得比較軟弱。 儒家學說在原則上對戰爭是譴責的, 和平之路被視為王道,戰爭被認為是霸道。 這個正統觀點已經受到了批評,在實際中,軍事戰略家和道德思想家(都是受過教育的儒家)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爭論和平、戰爭和防御的問題。

甚至朱熹(1130-1200)——這位新儒學的道德倫理的捍衛者——都宣稱,女真人就是敵人,中國人是不能和他們在同一天空下生活的,因為他們殺害了漢人的父輩。而那些主張對異族政權采取軍事主動的官員卻在朝廷處境不佳,因為大多數的朝廷官員喜歡和平共處的政策。

▲高宗趙構《賜岳飛手敕》(紹興七年 1137年)

甚至當戰爭不可避免的時候,宋朝仍舊采取陳舊不堪的防御策略,但沒有任何起色。 整個宋代共與北方異族政權簽訂過四次(1005、1123、1142和1208年)屈辱的和約 ,宋朝的地位也從王朝降為地方諸侯,因此其 “天無二日,民無二主” 的原則遭到了破壞,取而代之的是按現實政治原則與北方強鄰訂立和約。

那些務實的宰相在影響國家經濟的財政事務上經驗豐富,他們勸說皇帝,每年給異族支付歲幣,遠比把金錢投入到結果無法預知的長期戰爭更為經濟劃算。

從軍事威力、戰略創新和勢力范圍來衡量,宋朝無疑是個虛弱的朝代 ,最終它也被外族滅亡。宋朝的茍延殘喘以至最后滅亡的原因絕不是單一的,但它對內政比對軍事的重視可說是其國家衰弱、士氣消沉、世風日下的重要原因。

最終,宋朝為抵御外族入侵而采取的孤注一擲的抵抗也宣告失敗了。 但就繁榮程度而言, 宋朝卻是中國歷史上 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養、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甚至可能在世界歷史上也是如此。

在宋朝統治的三個世紀里,儒家意識形態在公共和私人生活領域形成一股強大力量,政府政策也深受這種古代哲學倫理和教化觀念觀的影響。由宋朝那些有創造力的統治者、士大夫和藝術家創造的思想范式,以及儒家價值觀的復興和重建,為后世歷朝歷代的教育、政府制度和市民社會的發展建立了基礎, 并強化了漢人子孫的中國意識,這種意識在宋代之后持續了若干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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